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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良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54        发布时间:[2022-01-13]

  

  冯良,彝族,1963年生,四川凉山人。中国作协会员。曾在西藏生活工作14年,现居北京。19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病故的老阿牛》《寻找麝香》《低烧》,短篇小说集《情绪》,长篇小说《西南边》《秦娥》《西藏物语》,散文集《彝娘汉老子》。作品译有英文、德文、韩文。曾获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十年文学成就奖。《西南边》首发《收获》,2020年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凉山少年(节选)

  ◎冯良(彝族)

  家兄名,单字“维”,初中以前,以为是“伟”,他自己也总在课本的封皮上落以“伟”字。等到小弟出生时起名“瑜”,方知家兄名“维”,取自三国人物姜维;“瑜”也取自三国人物,东吴大将军周瑜是也。

  从没问过父亲,三国人物有的是大牌,起码周瑜不如诸葛亮吧,为何给两个儿子一个名之维一个名之瑜,都算不上三国时的大英雄大机灵鬼。

  忆当年,冬天的夜里围着红红的冈炭火盆,门外北风呼啸,冷得浸骨,父亲给我们讲水浒说三国,演义过的版本,最能触发他讲述的热情。我听得多的有王矮虎和扈三娘的故事、武松的故事、浪里白条的故事、李鬼不是李逵的故事,晁盖也在其中。等我有了阅读能力,自己去读书时,才知道我父亲讲到的这些人物只是瞬间的精彩,不像他讲给我的感觉,仿佛他们在全本小说里呼风唤雨,是小说的灵魂所在。最让我失望的是,这些人物,比如王矮虎和扈三娘,他们不打不相识,具备了男女浪漫的基本且十分诱人的情愫,而且女强于男,反传统,按我父亲的讲述,完全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看到终篇,才发现原来在后面捣鼓的是宋公明,不免扫兴!随着年龄渐长,我也越来越认识到,我父亲作为讲述者,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故事内容做了发挥的。他对讲述内容的选择和发挥令我钦佩,虽然在日常生活里他常常表现出崇敬大人物大事件的一面,但内心喜好的对象却更多是有个性的配角和小人物,对由这些小人物生发的趣事、囧事津津乐道。天性里的喜剧感让他一生不势利,心疼自己,凡事不那么在乎;跟得上时尚,哪怕一点点,所以也不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包括子女的。

  说到他对大人物的崇敬,有案可查。比如当他从某个信息源知悉司马迁为避祸,留嘱让自己的后人改姓司或马,甚而姓冯时,他觉得特别光荣,想不到自己竟然可能与司马迁血脉相关。

  以上两个方面谈不上是家父的矛盾处,就像我们学的哲学,得辩证地、唯物地来看世界,事物都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上升,当然,也会反向行之,人生也如此。

  总之,不知道姜维哪里打动了父亲,他用“维”来做了长子的名字。而“维”字在我们的成长阶段不具特殊意义,远不如“伟大”的“伟”通俗易懂。

  或者源于姜维的武将身份,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于此,毕竟他是军人出身。

  不论“伟”,还是“维”,1959年4月生人,母彝父汉,家兄,展开了只属于他的人间旅途。

  家兄,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成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军几乎是我们那偏僻山区男孩们的唯一理想,它展现的荣耀、威武、浪漫,令男孩子们神魂颠倒,孜孜以求。这个理想贯穿于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包括历来尚武的民间风气促成的。

  小学三五年级时,我哥哥每天进入梦乡前的常规活动基本是一个人的战斗。最常听见的是他模拟的枪炮声,“哒哒哒”“轰轰轰”,点射声“啾啾”,子弹随意穿行,余音尚绕梁,已然击中假想敌。随之响起的,是战死者临终前的呼痛声、倒地声。情景也模拟得很充分,你冲锋我掩护,手榴弹支援,竟然还有迂回、包抄、堵截这样的专业作战术语,伴随着他的翻滚声、匍匐声。他还会压低嗓门,略带惊恐地报告连长,有条蟒蛇出现在坑道,正朝他爬来。但他表示自己扛得住,绝对不会弄出动静来被敌人发现。夏天蚊帐里有赶之不尽的蚊子,他如果“啪”的一声打中了的话,会欣喜地欢呼自己打下来敌人的一架飞机。

  他当然也会和自己的伙伴们玩实战。箭竹竿、家家必备的红缨枪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呼啸着跑过家属区、办公区,通常会招来大人的呵斥,偶尔也有赞扬,说,如果发生战争,如我哥哥一般的男娃娃们有备而上,一定能凯旋而归。

  记忆里,我跟着哥哥与邮电局的男孩子们玩过一次他们的“打仗”。我们几个女孩子帮着挖陷阱,再搭上细棍子,铺上竹篾、油毡,最后轻轻地覆上土。为求逼真,潮土上再撒以干土,还缀上几片树叶子。“战斗”爆发在夜间,人影憧憧,声气喧阗,持续的时间不长,以邮电局一个孩子的惨叫结束互殴。按大人们事后所说,那个孩子踏入的陷阱差点折断他的小腿骨。

  这起严重的事故,搞得双方的家长对峙了一段时间。至于我哥哥是不是被父亲收拾了一顿,我不记得了。那一仗他就算不是主导者也是战场提供者,我父亲单位的子弟中如他大小的男孩有限,发起和参战的都是他和他的朋友。

  他的这些朋友的父母散布在小小县城的各个单位,政府机关、商业局、邮电局、公安局等,所来天南地北,都是凉山解放后随军转业或调干来的。对来自这些单位的子弟,当地人——主要构成者为农民——一般将他们称为机关上的娃儿。这些娃儿年龄相仿、投契者互为玩伴,少有和当地孩子往来的。

  家兄终其一生相伴左右的毛根儿朋友,一位是刘雅曦,一位是刘志刚。所谓毛根儿相当于发小,树根草根刚冒芽就做了朋友的意思,感情深厚。刘雅曦长大后做刑警之余还画画,他做的雕塑写实且张力十足,直逼专业人士。

  ……我哥哥少年时也喜欢绘画,不记得他是否和刘雅曦一样跟专业人士学习过。但后来他曾负责所在小学校的美术课,还曾以美术字在乡村的墙壁上挣过外快,想必他的绘画兴趣已攀升为一定程度的技能。

  记得少年时的他画过一幅戏谑味十足、漫画类的东西:那是个看戏的场景,基本都是观众的背影,唯有一位只及前排观众腰部的小个子男子,侧仰脸,鼻子眼睛嘴皱成一团,很是难受的样子。特别题曰:高个子看戏矮个子闻屁。

  家兄少年有型,长相俊朗,小学中学都是校宣传队的一员。这让与唱歌跳舞根本无缘的我极度膨胀。看演出时,只要家兄出现在舞台上,我就会环顾左右而发声:我哥哥!我哥哥!还不断地以指相点。

  小学有段时间,我在课间常向小友们炫耀说,我家哥哥每次演出回来都会给我们带油炸花生米。“我们”,特指的是我和妹妹。那种自豪的语气,仿佛给人感觉花生米取之不尽,其实大概也只有七八粒到十三四粒不等,包在一张作业纸里,还经常沾着稀饭汤。想来那花生米一定是我哥哥拣自演出后所谓宵夜的碗中,以满足他妹妹我的虚荣心。那个年代,一个山区县城少年业余文艺演出者能够吃到的宵夜,也就一两碗黏稠的稀饭配馒头和榨菜丝、泡菜、豆腐乳吧,油炸花生米算是奢侈的。

  家兄出演给我留下最多印象的是打“鬼子”的歌舞,一队头扎羊肚毛巾、脸蛋涂得红红的游击队员绕台慢走,一会儿半蹲一会儿直立,要么甩胳膊,要么两手相握朝下压。歌词反复,有两句至今仍随时袭来盘绕脑海:“八路军来了烧开水,‘鬼子’兵来了埋地雷。”

  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哥哥在哪里和谁玩耍,又是怎么消磨成长的烦恼。相对地,他大概也不知道我的生活吧。但回想起来,在他十五岁离家以前,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多过和父亲的相处。

  父亲长年不是出差就是下乡、驻村,在他离家的时间里,家政大权一直由家兄掌管,直到他去凉山民族师范学校上学。

  没有大人管束,不用被催着睡觉,可以躺在床上看书、听趣闻,放学也不着急回家,踢毽子跳房子,可劲玩,再跑去帮农村同学摘猪草、给菜园子浇水,吃人家用新玉米面做的饼子,趴在人家的樱桃树、桑葚树上大吃特吃,再兜着走。还有小钱可以支配,父亲按出门时间的长短,会专门留多则三五元、少则两三元的买菜钱,这是何等愉快!一切喜欢的小玩意儿,吃的,玩的,都可以小遂心愿,代价就是少买或不买所有的蔬菜。如果手头宽裕,家兄偶尔还会带我和妹妹去打一次牙祭,去县城唯一的街道上一家集体性质的面馆吃碗素面,或者臊子面。他还会巧妙地用三五分小钱达成自己的“交易”,免去做饭、洗碗的烦劳,或者指使两个妹妹中的某一个帮自己跑腿。最后,大概率事件是透支了妹妹们的劳动,“等爸爸出差有钱了再补给你们”却成了空头许诺。

  如此自在的快乐当年的我感受不到,反而羡慕朋友家有母亲按计划进行的各种管理和督促,每天两颗糖、一块饼干,苹果橘子分瓣吃,硬糖含在嘴里别急着吸别急着嚼,硬币存在外形可爱的陶罐里,摇一摇,叮叮当当响,大感富足。我们呢,有就海吃,没有就干瞪眼。比较海吃,干瞪眼的时候多到不计其数。

  于哥哥而言,更快乐的是,我们家简直变成了他邀集朋友玩耍的乐园。他们借宿在此,动手做吃的,主要用的是我家的库存,也从各自家中摸索一些带来,家兄后来拥有的人人叫好的厨艺也许就奠基在这个时期。家里能够找到的珍藏食品,都被他们翻腾出来吃掉了。印象最深的是一搪瓷盆碗状红糖,有七八块吧,也不幸落入他们腹中。在那个挨饿、缺乏享受的年代,他们可是安逸无比,随便把自己瘫在床上、凳子上,一边咂着红糖甜汁,一边比声高,神乎其神地嚷嚷着自以为是的冒险和胆大。父亲归家,面向那空空的搪瓷盆,心痛到暴跳如雷,我只好掩护哥哥过关。我们常常互相掩护,这一次是我帮他,也挨了几条棍。家兄的那帮朋友一贯奚落我为管家婆,烦我动辄出面干涉他们,哪里晓得我也曾被动地帮过他们。

  家兄招待客人的大手笔何止于他的朋友,我们的小姨小舅也在其列。他们和家兄年龄相仿,贵为长辈,却更像是玩伴。寒暑假来做客,哥哥热情相待,腊肉成块地取来煮食,家父碍于面子,婉转相告,腊肉有限,一年都得靠它们解馋。家兄全不入耳,父亲终于愤而呼喊,也不顾及长辈小辈:“你们这些憨娃儿,不晓得珍惜食物,早晚饿死!”大多数时候,腊肉是各种菜肴的提味儿之物,煎辣椒,炒或烩土豆、南瓜、四季豆、蒜苔,都会有腊肉的影子,晶亮的,干酥的,图的是肉香气。再比如薄薄地切上几片,铺在装满豆豉的碗里,放在蒸笼或者米锅里,靠被腊肉油脂包裹的豆豉下饭。

  由小姨小舅讲来,我哥哥总是在调皮捣蛋,说他小时候玩跳房子的游戏,单腿跳到最后一格,不料被推出的一扇窗框碰疼了脑袋,未必破了皮,他却大怒,捡起随处可见的石头便砸了人家的窗玻璃;又说他某一天撕了街墙上的标语纸,一手一大张,舒展开双臂,将标语纸当成翅膀,快速跑起来作飞翔状,对大人经受的惊吓一无感知。

  这个时期的家兄,我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在哪里和谁一起玩耍。因母亲突然病逝,我俩被托庇给二姨,一起生活在那个因伐木而兴起繁荣的小镇,那时他九岁我五岁,直到半年后父亲才来接我们回家。两岁多的妹妹被送去了夹江县大伯家,两年后,已经五岁的妹妹才回到凉山和我们一起生活。

  反而,我记得的是母亲去世前,某次哥哥带我坐父亲为我们自制的滚珠车,从坡上滑行到坡下,越滑越快,哥哥刹车不及时,连车带人,一块儿跌进了坡底的水沟里。我们的母亲,身着医务人员的白大褂,立在水沟沿上,笑微微的,身后是喜德县两河口区卫生院的一排平房。我甚至记得舔食过从其中的药房里流出的药片上的糖衣。我还记得,哥哥在阳光下晃动着一块儿小玻璃也可能是小镜子,逗比他年幼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屁孩跳抓映在墙上的光影玩。

  然后,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在呼喊我哥哥时眼中含着的泪,“冯维,回来。”他喊的是。我也跟着哥哥往家跑,小小的心眼儿里恐怕有啥好吃好玩的落下我。那一天,我们从早饭后就在院子里玩耍。某个时刻我回去过一趟,我母亲躺在床上,也是笑微微的。我甚至记得她反手叠了叠枕头,为的是让枕头高一点舒服点。隔壁的易阿姨端着一只大碗在吃饭,她好像说,那一天可别让她三顿饭都在我妈妈的床前吃啊!她在等着给我妈妈接生,她希望新生儿快点诞生,好让她回家安心吃午餐和晚餐。其实,她那是在给我妈妈鼓劲。妈妈本来要给我们添一个弟弟的,却留下三个儿女,带着那个可能连眼睛都没睁的婴儿飘逝了。

  直到现在,我父亲悲伤时总会说:你妈妈太犟,如果当年她没有追着我从县上调到区里,她就不会因为区卫生院简陋的医疗条件猝然离世。我母亲去世后,父亲从区里又调回了县上,而我母亲却永远留在了那个过去叫两河口区,现在区改成镇的狭小的峡谷里。

  时常,我会因为母亲的笑微微怀疑我的记忆可能出错,毕竟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屁孩,我母亲,她怎么一直都是笑微微的呢?就是我缠着她给我们一众小朋友讲故事,她踞坐在床上,夹在指头间的香烟烟气缭绕,她也是笑微微的。难道是她留在照片上的笑容操纵了我的记忆?

  我母亲逝于三十五周岁,年轻、美丽的容颜永驻儿女心间。

  年长我四岁的兄长有更多的时间承欢母亲膝下,和母亲的合影也最多。不是那种在照相馆摆姿作势的合影,而是拍自我父亲的相机。那是一部海鸥牌相机,但似乎不等我出生,它已下落不明。按父亲的说法,被朋友借来借去,不知道借哪里去了。

  其实,更可能是父亲不再有心情玩了,他的年轻时光随着妻子的早逝悄然而去,落在他肩上的担子是三个年幼的儿女,最小的一个两岁半。

  家兄的心情呢?

  除了丧母的彻骨哀痛,我哥哥在成为乡村教师前,和邻家男孩无异,顽皮、义气、不和女孩啰唆,因为经常充当临时家长,主意笃定,相对于同龄人更具权威,因而更快乐吧。

  成为乡村教师后,他越来越寡言少语。

  他任教的第一个小学,当时在团结公社,后来公社改乡,他已经调离那里,去了另一个叫贺波罗的乡,再以后是新联乡,然后就是冕山镇了,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从镇小学副校长的位子上退休。

  记得他在团结公社小学时,他的一个杨姓同学,也是邻家哥哥约我,准确地说是叫上我,打算去找我哥哥玩耍。那是1977年冬天,他们中学的同学,除刘雅曦、杨雪平等几位高中毕业便参了军,余下的有参加当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高考正在等通知的,也有等着招干招工的,反正没人上山下乡了。

  大概就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的杨姓同学想去我哥哥的工作地点探望一番,毕竟家兄是他那一拨同学里第一或第二个挣工资的。

  结果只沿着公路边走了三分之一,我们就打道回府了。有明白人看着我直摇头,他们认为杨姓哥哥带着我这样一个拖累,后半夜都未必能到达团结公社,除非能搭上顺风车。

  再以后,初三一年和高中两年,我忙学业忙得昏头转向。我的哥哥则辗转在联合乡、贺波罗乡,那时候还叫公社。我知道,也听见他请父亲帮忙,他想转行,想起码调来县上。哪怕转不了行,来城关小学教美术、教体育都可以。他的愿望却好像总是绕着他走,把他一次又一次地甩在他出发的地方。

  周末或寒暑假,他回到家里,总像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感觉他是借宿在家里的,事实也如此,家里并没有他特定的一隅。慢慢地,他回家少了,至多吃顿饭,基本长在朋友那里。

  他的毛根儿有当完兵回来做了警察的,也有子承父业招工招干的。从州里招干来到县里后来成了他朋友的两位青年,一位进了法院,一位去了新华书店。后来,他们又都陆续调回了州上。

  在法院工作的那位,因为某次执行公务的英勇行为声名鹊起。家兄实心赞佩,我回凉山探亲,他给我讲他的这位朋友如何反应灵敏、身手矫健,从已经启动正在加速的火车上钻窗而出,跳落在支棱着石块儿的路基上,伤了腿脚,还是抓住了嫌犯。我哥哥也感叹,怎么让他碰到了呢!他指的是他这位朋友的人生机遇。

  家兄的理想坚定,他不停地在做他童年少年的行伍梦,都用不着我挑明。而自从我离家上大学再工作后,我们每一次见面,理想似乎成了我和他的对话戛然而止的一个敏感话题。

  然后,我会走开,找我嫂子聊天,或者逗我的侄儿——相差五岁的两个侄儿,渐渐地也开始加入到他们的妈妈与我的聊天中。

  我哥哥呢,每一次,他会一直坐在那里,静止的神情、体态,灯光和由窗户漫进来的天光也仿佛都是静止的。正对着他的那堵白墙上挂着幅装饰画,下边摆放的电视机荧光闪跳,却像是更深的沉静笼罩着我哥哥。好几回,我丈夫翟跃飞打赌说他要熬到我哥哥主动找他说话为止,哪能够!

  有时,我哥哥也可能随时撇下我,或任何一位打算继续和他交谈的人,比如翟跃飞,嘟囔一句他要去厨房做菜了。

  这即便是借口,也让人无法反驳。不单我,和我哥嫂相关的所有亲朋,都很贪他们家的一口菜肴,大菜如鸡鸭鱼的烹调、腊肉香肠的熏制,小菜如豆腐乳、泡腌菜、水豆豉,调料如豆瓣酱,于我们那侧身在云贵川三角地带的口味更多了泼辣中的蕴藉,那一种味道,从舌尖直抵心里,恐怕只有相当级别的食客才能体会得到。所以,谁能阻挡我哥哥去往厨房的脚步呢,又有谁能有我们的幸运呢!

  ……

  节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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