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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43        发布时间:[2021-11-25]

  

  引言:

  人性话语与通往余一鸣艺术王国的途径

  作为文学最为重要的书写领地之一,人性问题无可回避,人性书写亦素来深受小说家青睐。虽然似乎任何一位小说家的创作均可纳入人性书写的范畴加以探讨,但基于人性书写的分析并不见得对所有小说家的创作全然奏效。原因在于:一方面,创作主体需要饱蘸强烈的人性探索意识才能将关于人性的书写贯穿其作品;而另一方面,即使小说家人性意识足够强烈,若欠缺细微的人性观察和无畏的探索勇气,其文本仍难以称得上真正成功的人性书写。人性书写的优劣、人性勘探的深浅在某种程度上正可视为评估一个作家创作水准的重要标尺。余一鸣就是一位在人性书写的广袤大地上开垦已久,且已辟出专属于自己的一方沃野的小说家。近年来,余一鸣的创作实绩虽已得到文坛热烈的反响和较多的认可,但其人性书写的深广度仍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应有的瞩目。

  自1984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余一鸣初涉文坛,此后沉潜教海偶有创作,直到2010年前后集中推出中短篇小说,以“淘金三部曲”(《入流》《不二》《放下》)“一鸣”惊人。“淘金”意为想方设法发财致富,这三篇小说分别以作者家乡高淳的三大产业(长江航运业、建筑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兴衰为主要故事背景,显然“淘金三部曲”与资本积累密不可分。而后不久,余一鸣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先后发表《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飘洋过海来看你》,以别样的锋芒批判当下教育生态,汇成“教育三部曲”而“余”年中兴。然而,若我们简单机械地认为,余一鸣以上两个“三部曲”分别指向资本和教育两大主题的话,我们的阐释便很容易陷入自我设置的窠臼,甚至滑向非文学的纯外部讨论。更何况,作为颇为高产的以中短篇见长的小说家,余一鸣的创作复杂多元、指涉颇广。作家在一次访谈中也称自己是一个“喜好多变,口味不一”的“读了三十多年小说并断断续续也写了三十多年小说的老家伙”,自己的创作“就像我老家村头小店的竹提筒,酱油坛子酒坛子醋坛子都浸过,已经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1]由此看来,当我们讨论其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和关注当下的深切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将《稻草人》《丁香先生》《都是舅》等颇具魔幻色彩的篇什,以及《夏瓜瓤红秋瓜瓤白》《沙丁鱼罐头》《乐水》等以20世纪社会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剔除在外。

  纵览余一鸣的作品,不论是现实还是魔幻的,历史的还是当下的,乡土的还是城市的,资本的还是教育的,都鲜明地直指人性。余一鸣以其创作实践不断深化对人性质素的分析,对人性畸变的揭露,对人性堕落的批判,并重申对人性美好的向往与期待。关注当下就是关注人性,批判现实就是批判人性,这是余一鸣小说最值得称道的品格;大胆探底人性深渊,执着追寻人性理想,这是余一鸣小说人性书写最引人瞩目的特征。

  一、人性表征:

  以永不满足与惊慌失措呈现

  人性令小说家们深深着迷,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小说家们,这首先在于人性具有无限的复杂性与极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作家叙事所体现的人性话语的独特魅力的重要由来。

  (一)永不满足的欲望逻辑的厘清

  相比于理性与确定性,为何人性发展更多地受不确定性所左右?为何在人性之谷里光亮易被阴暗吞噬?余一鸣小说的叙事伦理对此有着匠心独具的指向:因为人性表现出了永不满足的基本特征。在余一鸣的审美世界中,不论是《入流》郑守志那样的人鬼敬畏的江上霸主,还是如《种桃种李种春风》吕一平那般为人师表的特级教师,都被难以名状的欲望之蟒所缠绕,并且愈缠愈紧几近窒息。余一鸣经常写及家乡固城的湖泊和家乡人进城从事的建筑业,而湖泊却被水产养殖污染、被围湖造田侵占,进城“捉泥刀”发了财的乡民最终走上尔虞我诈、蝇营狗苟的歧途。在我们看来,这些其实都是永不满足的欲望逻辑的绝佳寓言,作家藉此试图厘清人性与欲望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利欲筑成的圩田和堤坝正一步步吞噬人性之湖,使后者成为一汪死水,发黑发臭无地自容。谈余一鸣小说中的人性利欲就不得不首先翻开“淘金三部曲”。在《入流》中,不少人认为站在利益金字塔尖端的“白脸”郑守志是利欲熏心的最典型代表,他制霸一方垄断行业,以最冠冕堂皇的借口索人钱财,以最令人发指的方式取人性命。然而,小说在回溯其成长历程时,引出了其与郑向前的家族往事及与哑女的家庭悲剧,这其实是在暗示,郑守志所做种种似乎是出于一种创伤后的“应激反应”。相比于郑守志,《入流》中的陈拴钱则彻底被利欲摄取了灵魂。尽管陈拴钱的上位和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郑守志的回馈与赏识,但这仅仅是叙述者布下的圈套,在陈拴钱发迹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其内心深处对财富和权力的极端贪婪。当郑守志为原船老大罗金宝设下鸿门宴时,早已洞透一切的陈拴钱已预料到那条象征权力财富的“白围巾”最终将戴在自己的脖子上。那时的他当然知道罗金宝被取而代之后将不得善终,他更知道自己实际上成了“白脸”的帮凶,但他在趋利夺权的路上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因为他羡慕的就是“白脸”身上这股“人鬼敬畏”的气魄。利欲驱使人性走向溃败,这一过程在小说叙事中时而颇为隐晦,时而有迹可寻,作家总是会铺陈伏笔暗示一切罪孽早已来临。

  《不二》将逐利的人性舞台由江上移到岸边,从航运业转向建筑业。东牛是建筑队的领头羊,但他没有“白脸”那股狠劲,他对手下、师弟倍加关照,对孙霞情深意切,这些都透露出他似乎是一个温情角色。然而,当东牛不得不在资本和爱人两者间选其一时,他却拱手将孙霞献礼行长,此刻东牛身上的光辉美好瞬间灰飞烟灭。有论者就注意到《不二》贯穿始终的“狂欢化语调”,认为余一鸣“试图借助米兰·昆德拉式的艺术思维,通过生命中难以承担的失重,通过欲望狂舞之后的空虚,给这个利欲熏心的现实以致命的一击”[2]。的确,在余一鸣发起的“人性欲望的锐舞派对”里,没有人不纸醉金迷,没有人不利欲熏心,人性时刻被利欲牵着鼻子走。

  其次,余一鸣小说叙事还展现出这样的人性景观,即肉欲调成的混凝土浇筑而成的人性大厦不啻是豆腐渣工程,一经风雨便分崩离析。肉欲往往与利欲交织缠绕,正如色情常常成为资本的帮凶。《不二》里行长对孙霞的垂涎成全了东牛对真爱的献祭;《放下》中刘清水靠身体屡屡上位;《种桃种李种春风》中大凤以身体为诱饵设布对罗大厨和吕一平的连环圈套,以上俱是利与肉狼狈为奸的罪证。在另一种情况下,纯粹的肉欲也成了作家剥呈人性本相的关键环节。《入流》里的郑守志在游艇设下“江天盛筵”,用赌局和妓女掏空船户的钱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却在岸边打造了理想家园江口村,“江口村是白脸苦心经营的一块净地,禁黄禁赌,船户们喝了酒要赌,有人喝多了还要嫖,白脸是要变脸的”。在水里,郑守志是唯我独尊的江上霸主,在岸上,郑守志是制定规则的“江口之神”,他从不踏足那艘游艇,却在设立于江口村的办公室里,“像公狗一样”同“别着号牌”的妓女交合。郑守志的肉欲凌驾于一切制度之上,被江口村人称为“江口之神”的他其实隐藏着最最真实的人性。正如郑守志对儿子小波所说的,“包厢里金碧辉煌,菜肴精美可口,可是有人却非要到饭店的后厨去看看,那里有污秽,有杀戮,有丑恶。看完的结果是那人倒了胃口,把吃下去的东西吐个精光”。

  再次,在利欲和肉欲之外,还有一种人性深处不太明显,但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的欲望,那就是报复欲。触发报复欲的动因或许包括利欲和肉欲,但只要报复欲一旦生成和开启,它便充分独立和获得自动性,牵引着人性走向堕落甚至毁灭。《入流》中陈拴钱亲手设局杀死弟弟三宝,不仅仅是为了制霸江上,其人性深层的动因实为报复三宝对小小之死的推波助澜与漠不关心。拴钱的妻子大大和小小是一对孪生姐妹,她俩都深爱着拴钱,而拴钱起初只爱大大。出于嫉妒和报复,小小设计献身拴钱,拴钱知道真相后自责不已,阴差阳错间大大又死于非命。小小为拴钱而报复姐姐,拴钱为小小而报复弟弟,一环套一环。可以说,在余一鸣笔下,人物的欲望表现出永不满足的特点,即使满足也是暂时的满足,只要新的诱因一旦出现,便会激发新一轮的潮涌般的欲望奔腾。

  (二)“慌张”型人格的审美建构

  考察人性当然不能仅仅聚焦于永不满足的欲望,那有可能导致对人物的分析以及对人性的勘探滑向主体缺失的歧途。因此,接下来探寻余一鸣小说中主体人格的生成路径和人格形态的基本样貌便显得极为必要。我们阅读余一鸣小说时,总不免因某种情绪憋闷,置身此种气氛:心跳不由加快,甚至有一种等着“另一只鞋子落地”的悬念揪心的感觉。这种阅读感受很挠心,也很特别,如果找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来对应,《慌张》这部中篇小说也许会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我们不妨将这种人格称之为“慌张”型人格。

  同《制造机器女人的男人》《稻草人》《都是舅》等作品一样,《慌张》关注的是农村留守群体这一城市化进程中浮现的社会问题。《慌张》开头以两个留守儿童的对话展开叙述,借两件同款、同色、同号的皮夹克设置谜面,渐次拨开伪善、假笑、罪孽、疯癫的精神迷雾,最终揭橥惊慌失措的人性谜底。作为同班同学兼好友,留守儿童张红英和丁兰兰心照不宣地保守着离家务工父母结为临时夫妻的感情秘密。两个未成年人甚至私下称各自父亲母亲为“奸夫淫妇”,可见其并不把父母婚内偷情视作有违伦常之事。相比于两家女儿的泰然处之,“奸夫淫妇”却无时无刻不挣扎于慌张的人性泥淖。面对未成年的丁兰兰,作为成年人的“奸夫”张一平却每每“心有余悸”“能躲就躲”,不免担心其“什么时候再使出让人吃不了兜着走的招数”。实际上,触发张一平人格基底慌张按钮的不仅限于情人的女儿,亦包括留守妻子沈小青,而后者内心积蓄已久的爆发力更为惊人。

  事情败露后,长期留守且备受煎熬的沈小青内心腾起排山倒海般的杀气,在自家院子里残忍地锤杀了王小凤。亲眼目睹妻子情人生死决斗的张一平慌慌张张做了妻子的帮凶,战战兢兢藏匿情人的尸体。与张一平的惊慌失措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妻子沈小青的异常冷静与理性。“沉默了一会儿,沈小青说,不过,张一平,我还得谢谢你。我刚才细看了,她的衣服从里到外没有一件与我是同一个牌子,同一款样式,同一种颜色。她戴的项链也与我不是同一家金店的牌子。她是金大洋的,我是老福贵。我不想有一样东西和这个婊子一样。”行凶后还不忘仔细比对死者的穿戴与自己是否一致,足见亲手终结“情敌”生命这一行为本身尚不能浇灭沈小青内心嫉恨的烈焰,只有证实自己在丈夫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方能抚平内心的精神创痛。小说叙述此时拨开一重迷雾,即沈小青早已意识到丈夫出轨,其刻意营造的贤妻良母形象实则粉饰着心底孤独、寂寞、嫉妒与无助所引发的慌张情绪症候。通过透视沈小青的婚姻情感世界,我们发现丈夫张一平因其长期充当妻子唯一的精神庇护者而显得不可或缺。尽管夫妻二人空间阻隔,但丈夫仍能纾解妻子作为留守妇女的孤独感,以及每每于深夜袭来的恐惧不安之感。诚如弗洛姆所言,“在‘爱情’中的人终于找到了躲避孤独的港湾。他们结成二人联盟以反抗这个孤独的世界,而这种双倍的个人主义被误认为是爱情和亲密”[3]。张一平最终精神几近失常,掐着丁兰兰的脖子大喊“你究竟是人是鬼”。尽管张红英及时从其父手中救下丁兰兰,但等待这对夫妻的仍是法律的制裁。《慌张》讲述的故事无疑是一场留守问题导致的社会悲剧,其代价是两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和一个生命的提前终结。此外,张红英的父母实际成为其同学丁兰兰的杀母仇人,这对尚未塑成的幼小心灵深处将造成莫大的创伤,而这些创伤往往是难以修补的。

  余一鸣在《慌张》创作谈中写道:“资本给每个人都施加了压力,令人心慌。慌张不仅是孩子的状态,几乎是所有人的状态。慌张不只是一代人,代代相传的慌张令人心酸。”“每个人都曾经慌慌张张,人生不易,在某些决定人物命运的关口,有一些慌张是正常的,或者说不可避免。但是,慌张不应是人生的常态,就如死水无澜不应是人生常态一样。”[4]也就是说,慌张型人格暗藏于主体之中,一旦充分宰制人性,便能撕裂主体、肢解道德、颠覆伦常。

  如果说张一平这类人物的塑造助力了余一鸣慌张型人格构建的典型化,那么狗、鹅、蛇等动物的众生狂欢则弥散着这种慌张型人格的隐喻氛围。不难发现,凡在紧凑曲折的情节铺开之前、慌张战栗的人物出场之前,余一鸣习惯安排狗吠鹅叫,借动物拉响人物内心的警报,这无疑是作家的一种修辞策略。此外,余一鸣还试图通过动物映射或喻指人物慌张飘忽的精神内构。《种桃种李种春风》里大凤怕蛇,怕到一靠近放着玩具蛇的沙发就动作忙乱、手足无措。若大凤的反应仅源于生理排斥,这似乎不值一提也十分常见,然而余一鸣用叙述的推进缓缓揭开谜底,探寻慌张深处的人性渊薮,直指典型人物的典型的内在症结。在大凤老家,蛇被视作家神,主寿主顺,家神死则人短寿、运不顺。老屋住户接连暴死,儿子考运不顺,种种事件不得不勾起大凤的遐想——多年前,就在她揭开锅盖的同时,一条“家神”掉进沸水被烫死。自此家族厄运不断、屋中祸事连连。之后买下老屋的梁家儿子梁亚民又跳楼自杀,对大凤而言,这无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梁的自杀不仅是再次验证了“家神”诅咒,更是直接关涉儿子升学的屡屡受挫,想到这里,大凤长期“积蓄的斗志被梁亚民的死瓦解了”。

  不可否认,人性中存在着向好的一面,写人性之恶时不应完全摒弃人性之善,但在慌张蔓延到人性海洋深处,慌张占领人性高峰之时,人性确实会扭曲,道德确实会沦丧,这时,慌张甚至会令人罔顾法律红线,走向灭亡深渊。余一鸣以人物塑造、情节推进、氛围营构完成了对“慌张”型人格的审美建构,这其实是在警示我们,当我们在欲望丛林中迷失时,当我们在邪恶边缘徘徊时,以沉静与理性克制慌张与惊恐,能让人性即将走向溃败之时悬崖勒马。

  二、人性异动:

  在代际关系与金-权关系之间

  通过欲壑难填的人性基底的探秘和“慌张”型人格的审美建构,余一鸣为我们呈现了立体活脱、沟壑纵横的人性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演绎着一幕幕人性悲喜剧。然而,面对作家们普遍青睐且惯常书写的人性话题,余一鸣本人又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大家都熟悉的地表,只有打深井才能避免肤浅雷同。必须触及深处才能有惊喜。”[5]于是,余一鸣力聚一处由地表向下深挖,以无所畏惧的文学勇气深入发掘亲缘与人性、资本与人性、权力与人性、性别与人性间的多重互渗关系,勘察人性异动中的裂变与沦陷。

  (一)代际关系间的人性裂变

  作为一位对代际关系无比重视亦极其敏感的小说家,余一鸣对父子/女、母子/女、祖孙、舅甥、叔侄等代际关系中人性的扭曲根源与异变路径进行着细致入微的审美探索。循着叙述步伐亲临人性峡谷,其暗无天日与深不见底着实令人望而生畏。《小桔灯》本是冰心散文名篇,余一鸣作同题文章,内涵则大不相同。《小桔灯》核心人物系以漆树云、漆大宝及漆久久组成的漆家祖孙三代,其中包含两对父子关系,但均难称正常,甚至可以说背离健康人性。两对父子各自演绎着一出以温情为表象、以冷漠为内核的亲情悲剧。作为理解祖孙三代人性关系的关键人物,漆大宝不仅发挥着长幼间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更掌握着维护家庭秩序的绝对权力。在女儿久久眼中,漆大宝是无时无刻不在“彰显权威性”的“霸道老爸”;在父亲漆树云眼中,大宝是只在生意闲暇时致以“虚情假意”关怀的伪孝之子。基于对漆大宝的不满情绪,孙女与祖父在桔园内结成同盟,并肩反抗“漆董”的家庭暴政。树云、大宝父子关系的疏离肇始于后者北大博士毕业后投身商海,此举严重违背了“唯有读书高”的父训,间接挑衅着父亲作为退休教师身份的指导权威。尽管儿子成为商海弄潮儿,固守传统价值观的父亲仍不觉丝毫光彩。漆树云将儿子送来的智能手机视作祸事根源,认为家乡青年进入漆大宝公司工作是“走了歪道”。总之,对父亲而言,儿子漆大宝的一举一动无不有损家乡固城的荣誉。在另一对亲子关系中,父亲漆大宝对女儿久久的情感忽视直接导致其不时产生可怕的臆想。母亲诞下双胞胎弟弟后,置身添丁宴席的久久竟巴望着天花板上希望“那些木板条能掉下来”,“最好是掉在中间那只火锅里,砸起的汤汤水水肯定能让每个人脸上都色彩缤纷”。作为家庭地位边缘化的头生女,久久唯一的反抗仅限于拼抢弟弟的乳汁。目睹此景的母亲却以一句“你疯了”的斥责进一步加重亲子隔阂与心灵创痕。面对父母的不解与漠视,久久在忧郁与苦闷中患上癔症性眼盲,寄希望于通过不自觉的自残行为引起家庭的关怀。

  代际冲突与人性裂变展现于虚幻臆想之中即远远超出阅读期待,当它们真正付诸行凶杀人的罪恶实践之时,其巨大的艺术震慑力就更可想而知了。与《小桔灯》相类似,《愤怒的小鸟》主要矛盾冲突生成于父子关系,所不同处在于后者中的子辈已在某些层面挣脱父辈管束的枷锁。金圣木作为网络游戏虚拟世界中的联盟“帮主”,其“战斗技术”和“领导才能”甚至令现实世界中的副厅级干部对其俯首帖耳。然而一旦回归现实世界,金圣木就必须服从学校教育和家庭监管。也就是说,金圣木面对的两个世界往往是不相通的,现实与虚拟的交叠发生于“帮主”金圣木和诸“帮众”的一次线下聚餐间隙。恰巧也在这家酒店的父亲金森林撞见本该在校自习的儿子,顿时怒火中烧,破门大骂儿子。一头雾水的“帮众”向“帮主”询问此人是谁,金圣木以网络用语称父亲为“宿敌”遂转身进了卫生间。挨了“帮众”一记耳光,还被按住动弹不得的金森林只得眼睁睁看着儿子昂然走出门外。儿子统领下的帮众竟对父亲施暴,这一情节即使在武侠小说中亦十分少见。金森林回家后想找金圣木算账,却被妻子王兰兰制止——“教育孩子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他俩文斗不是儿子的对手”,更何况金圣木有迫在眉睫的中考作为挡箭牌。在这场上演于亲子两代间的人性角逐中,“应试”给予金圣木以特权,“素质”只好为其让路。虚拟世界的权力层级渗透进现实空间,代际伦理走向最终的失序。在应试教育层面,金家父母对儿子的管教是严格的,而在人性养成的层面,这种教育方式显得极其娇惯因而濒临失效。此种环境下成长的未成年个体“对温柔的需要就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其结果是这个备受宠爱的儿童会固执地依恋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并拒绝与他们分离。温柔的价值常常会因为种种错误的体验而得到过分强调,以至于儿童得出结论:自己的爱可以迫使周围的成人为他承担某些绝对的责任。”[6]《三花脸》中的卑琐下作的张狴犴、《立契》中不学无术的郑小宝莫不如是,在温柔的蜜罐中成长,其“精神活动的模式一旦确定,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儿童可能会朝着邪恶的方向发展。”[7]自幼备受呵护的张狴犴和郑小宝成年后竟全然不顾人伦亲情,无所不用其极实现内心卑小欲念。

  《愤怒的小鸟》中金圣木虽未成年,然其行为动机已浸染着人性的极恶。为占有表妹的平板电脑,金圣木竟和同学合谋杀害表妹郑婷婷,事后甚至未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悔意。如果将金圣木此举置于代际关系视域下加以审视,其杀妹行为实际指向人性误入歧途的一种可能。金圣木之父金森林与郑守财分属连襟,实为雇佣关系。尽管郑守财似乎并未亏待金森林,但后者仍觉得给妹夫做司机有损颜面,其长期受“嗟来之食”尊严大为受挫。更为重要的内情在于,金森林早年好心引领郑守财发迹,但在前者落魄之时,后者却暗度陈仓吞噬资本,此种落井下石之举无异于恩将仇报。金圣木意图抢夺郑婷婷手中作为财富象征的平板电脑而动杀心并付诸实践,实际上是以一种自认为合理的方式为父雪耻替父报仇。小说将金森林对郑守财见死不救的情节置于圣木杀妹之后,蕴含较为明显的叙事伦理指向:儿童作恶或曰未成年人作恶,其在外在的事实层面是极其令人难以接受和不快的,但在内在的人性层面却合乎逻辑。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行为不够理性,为达成一个目的,有时会不择手段。对成人而言,这叫暴力;对儿童而言,这叫“不懂事”,两者暗藏的人性逻辑却大抵相近。信奉上述法则的金圣木将亲人性命视若鸿毛,联系到其将父亲称作“宿敌”,接下来的情节无疑令读者细思极恐。小小少年即犯下昭昭罪行,足见代际冲突之深重与人性教育之缺席,无怪乎余一鸣本人慨叹“人性之卑污,亲情之淡薄,让人透不过气”[8]。在作家笔下,我们亲眼目睹“卑污人性”怂恿个体罔顾亲情,“淡薄亲情”拓宽加深人性裂隙。余一鸣小说的人性书写梳理出卑污人性与淡薄亲情间存在的共谋联动关系,以代际亲缘关系异化为人性下滑谱系增添经纬密度。

  (二)金-权关系下的人性沦陷

  如果说家族内部、代际之间的人性关系尚能用裂变加以描述,那么资本与权力媾和则直接酿成了人性的彻底沦陷。通过阅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余一鸣艺术王国中的人性沦陷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作家锐意将资本的攫取和权力的争夺如何将人性扭曲异化直至沦陷失守的动态过程精准复现。

  当今时代,芸芸个体对违背伦理秩序、突破文明底线、一味倾轧他人、只顾自身利益等罔顾道德人性的行为渐已习焉不察,然其背后蕴藏的人性退化谱系无疑应当引起十足的警惕。大多数人意识到此种现象普遍存在却不感到愤怒,大多数人目睹此种现象正在发生却不出面阻止,足证社会现有的道德标准和人性尺度岌岌可危。当“无下限”成了我们的常用语,其实下限正被不断拉低;当“无下限”的人与事愈来愈隐蔽,社会终将无所谓下限何在。“我们只呼唤成功和成功者,而不去计较成功背后是否以人性丧失为代价,我们只簇拥‘进步’和‘进步’的表象,而不去关注‘进步’背后是否以人性的退化和畸变为阶梯。”[9]坐拥资本呼风唤雨的“成功人士”变换着各色面貌出入于余一鸣的小说,其叙事关注的正是“进步”背后人性道德的丧失和生命意识的缺失。

  对于个体而言死生之外无大事,死亡叙事因其映射生命意识的力度成为展现人性的重要路径之一。《我不吃活物的脸》围绕建筑工地死亡事故及其赔偿善后事宜展开叙述。失事工人名叫沈事,但在项目经理刘大宝和办公室主任丁良才看来,“沈事之死”丝毫也不“省事”。建筑工地事故死亡率直接关系公司经营,因此每家公司内部都设有事故死伤的限制指标。在沈事死前,这家公司的死亡名额已达上限,沈事的“超死”激怒了刘大宝,后者将工作中积攒的不满情绪一股脑儿倾泻于死者身上。为了损失的最小化,他与丁良才一同唱起“空城计”,与死者家属周旋。在殡仪馆里,刘大宝竟以“好在这死鬼没有拖累”聊以自慰,说出“这小子死了倒享福了”表达对冰棺内“凉爽”的羡慕之情,他丝毫感觉不到他面对的是一个生命,他丝毫意识不到他嘲讽的是一场悲剧。然而,在刘大宝身上呈现出的尚不是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但凡涉及金钱,人性就会沦丧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对专营“超死”生意的陈律师而言,人命关天、生命无价等词毫无意义。他游走于建筑公司和死者家属之间,巧妙钻营瞒天过海,在家属面前摆出一副“多亏有我”的高尚模样,因此余一鸣将其比作“鬓狗一般专门嗅死尸啃死尸的经纪人”。以谎言填补漏洞,用清高粉饰邪恶,正是金钱诱使下人性沦丧的极端形态。另如《把你扁成一幅画》《说你什么好》等作品,将人性批判的锋芒射向古玩艺术品鉴赏拍卖行业,揭露了“有钱能使磨推鬼”的资本逻辑。

  如前所述,资本与权力往往存在一种共谋互生的关系,而在余一鸣的小说中,两者还存在一种等级关系。《那些花儿》写道,“前几年隔壁乡有老板饭局上口吐狂言,说让乡长一个时辰到绝不会一个半时辰到”。此类“狂言”经不同“金主”之口喧嚣于《变姓记》等多部作品。在作家笔下,往往是“学而优则仕”,成绩较差的下海经商,学生时代的自卑感埋藏于后者内心,一俟资本积累完成,便要想尽办法实现权力反转。一言以蔽之,即先天不足的自卑个体以短暂的优越感进行虚妄的心灵填补。

  在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之外,人性中的权力话语还指向无处不在且时时刻刻展示威力的性别权力。长期以来,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层级架构首先表现为男权凌驾一切。《潮起潮落》中范青梅安排侄女范家惠与王秘书合住,意在安插眼线看管阻止丈夫张大东行婚外恋。王秘书相貌学历俱佳,将(爱情和战争都是不择手段的)奉为人生格言,极尽魅惑撒娇争风吃醋之能事,终被张大东榨取青春果断抛弃。面对范家惠的取而代之,不仅王秘书没有料到,作为前者姑姑的范青梅更是对此难以置信。姑父与侄女在姑母面前上演着一幕赤裸裸的乱伦丑剧,这不啻为对基本人伦的无情嘲弄。与张大东为伍的男性另有《不二》中东牛的师弟们,走上致富之路的他们不知廉耻地自封“导师”,还将“包二奶”冠以“带研究生”的雅称,“导师”一届可带数名“研究生”,带完一届还可再带。在这些男性“暴发户”心底,他们的始乱终弃与纵情声色具备十足的合理性。他们之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乃因其向往的正是自己灵魂深处缺损的。

  或许不妨断言,最为典型地体现出余一鸣人性书写逻辑特质的正是“两腿拖着一条泥巴的暴发户”这类形象的塑造。尽管这类人物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但是藉由资本累积后迅速膨胀的权力,他们愈发有恃无恐。东牛师弟和张大东们意图通过情人的高学历为自身的先在缺陷“加冕”,不断征服一拨又一拨“研究生”或知识女性寻求短暂快感。小说中诸多女性长期处在此种扭曲的性别关系中,久而久之亦将非常态视为常态。如《潮起潮落》杨美丽竟以“男人的自我感觉好是凭钱和权”类推得出“女人的自我感觉好是靠男人眼睛的点击率”的结论,如《小桔灯》久久妈恪守“家丑不外扬,吞了苍蝇也只能咽下去”的为妻之道,均体现出女性丧失主体性后充当男性附庸的精神自觉。福柯在重新解读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基础上提出以“权力”和“凝视”为要义的“全景敞视”理论。全景敞视机制“在被囚禁着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10]。杨美丽们享受着男性凝视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自我的监视与囚禁,甘愿且不自知地充当着男性权力肆意妄为的帮凶。这进一步拓宽了男人施展雄性霸权的路径,于是他们不仅满足于简单意义上的肉体占有与精神征服,更专断地认定女性的生命存在与社会属性是以男性的“凝视”为先决条件的。一旦这种“凝视”被其他男性分享,男权的强势本性将迅速激发不遗余力的报复。在《剪不断理还乱》中,这种报复一方面表现为对同性敌手的镇压,如董事长将曾与妻子大大发生关系的金处长送入监狱;一方面表现为寻找新的异性伴侣,并与之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以实现对原“凝视”对象的报复,如董事长背着妻子与大学生情人出轨,在诞下私生子后邀请妻子赴宴。揆理度情,夫妻关系的畸变或许无出其右,人性伦理的崩塌大抵莫过于此。

  三、人性理想:

  在家/校教育与社会再造之上

  余一鸣身兼小说作家与中学教师的双重身份,还曾有过一段颇为波折的“下海”经历。驳杂多元的生命阅历造就了余一鸣本人细微透彻的人性体悟,更深描着其文本世界中历久弥坚的人性理想。在目睹“种种腐烂”后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没那么笨”,“他们想的不是搞好教育,而是我怎样才能从教育中获取最多利益”。他觉得“为人师表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有很多年的努力是为了摆脱这个身份对我的束缚。要求教师任劳任怨、品德高尚,但我有时真的难以高尚”[11]。因此作家余一鸣辣手以笔尖挑破密布于教育制度肌体的脓包毒疮,在其笔下,我们看到家校矛盾层出不穷(《大计》《东海岸线》)、师生上演猫鼠游戏(《愤怒的小鸟》)、家长老师私相媾和(《小桔灯》《种桃种李种春风》)、老师学生情感暧昧(《那些花儿》《今宵酒醒何处》)、升学压力逼疯学生(《白菜之歌》)……在中篇新作《请代我问候那里的一位朋友》中,余一鸣塑造出一个家境贫寒但应试能力过人,借此分分钟玩转教育体制的典型人物胡典树。胡典树利用自己高分考生的身份,辗转多所高中连年复读,将奖学金尽数收入囊中;其就读期间代写论文承包刊物,暗自为高中老师李春风发论文评职称谋便利;其毕业后收割公考复试名额,明码标价钓鱼上钩,导致李春风二度被戏。学生胡典树高招频出,令老师李春风陷入了深度自我怀疑:当初劝其读高中究竟是对是错?若以世俗意义的成功而论,埋头读书的不如闯荡社会的,一心治学的不如半路逃学的。“富起来”和“有知识”究竟孰重孰轻?“暴发户”和“乖学生”到底孰优孰劣?上述难题亦无时无刻不在困扰作家本人。

  因此,作为小说家身份的余一鸣发出了“笔下实在开不出花朵”的慨叹,然其未被污浊蒙住双眼,更不愿奉行“鸵鸟主义”。作家始终寄希望于文学,寄希望于人性——“我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呼吁,我只能敦促良心复苏,讲政治,讲民族未来。我也渴望有一天,我的文字是锦上添花,有道德可歌,无伤痛可泣。”余一鸣坚信“人性沦丧的荒原上依然又人性美的芽尖”[12]。可以说,作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人性理想的苦苦追寻。向往人性之美的执着渗透进叙事艺术,一类颇具巧思的技法即以生态恶化映射人性畸变,以生态恢复寄意人性向善。

  早在“淘金三部曲”第三部《放下》中,余一鸣即以工笔勾勒出人性与生态间的共生互融关系。作家在《放下》里揭露了葫芦湖水产养殖业繁盛背后的种种生态隐患。小说标题“放下”可谓直击人性弱点,小说人物对良知、道德、真情乃至生命的“放下”无不使人触目惊心扼腕叹息。有论者因此指出“人性的污染比环境生态的破坏更为可怕”[13]。实际上,余一鸣正以小说叙事攀至更高的意义层面,即解密人性复归与生态恢复同频共振之原理。解密原理的关键所在乃是小说对人心辩证法的细腻呈现。刘清水若放不下乌纱帽,葫芦湖要遭殃;谢无名若放下了揭露生态问题、养殖乱象的良知,吃葫芦湖出产蝲蛄的人要患病;惟有前者愿放下,后者不放下,葫芦湖生态恢复才大有希望,受毒蝲蛄坑害的养殖户和消费者才能重获美好人格与康健之躯,最终人性的裂隙方可修缮完缺,人性的灯塔方能赓续闪耀。余一鸣借谢无名之口说道:“我年轻时担心战争会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现在看来不是的,毁灭人类的将是人类自己,但未必是战争。著名的瘫子科学家霍金预言,人类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将导致人类这个物种的自我灭亡。任何一个物种的无限制繁殖,都将带来对其他物种的消灭,带来对生态的破坏,比如蝲蛄。”此语看似言说生态问题解决之道,实则传授人性困顿解脱之法,意即人性中的污垢即使与原生肌理粘连得再紧密也要剥离洗净,人性中的珍宝即使面对歹人持刀威吓也不应拱手相让。

  余一鸣中篇新作《湖与元气连》可被视为一部颇为典型的生态叙事文本。甫一进入文本,扑面而来的似乎是叙述主体强烈的环保诉求。细读后却不难发现,作家在叙事的字里行间巧思暗藏的正是丰富多义的人性寓言。小说借陈疯子之口分析得出人与自然关系外衣包裹下的人性历史哲学:“湖让人一步,人也应该让湖一步,人与这湖天生有个度,不能过度。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再去管它了,人类不去插手,三五年之后,这丹阳湖就能恢复元气,回到李白笔下的美境,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至此,叙事伦理已然超脱上元人和丹阳湖的联系亦即人与自然之依存关系,进而升华指向人性嬗变主导下的人与人之互动机制,彰显出作家锐意于深掘人性根脉的审美自觉。余一鸣小说的人性历史哲学赋形于上元刘氏家族与陈家四代近一个世纪的权力纠缠,以刘氏家族勾连的情节系小说浓墨重彩之笔,更承担着聚焦人性真善美光束的叙述重任。《湖于元气连》中刘门四子俱是俊才,四子四龙集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高尚人格于一身:承包蟹塘将分红补贴给亏损户,不计个人得失;洪灾来临,五度冲锋下水救人,最终被洪流吞没。《湖与元气连》将对自然生态恢复的关注升华至对人性生态修缮的期许,以生态之美承载人性之美,以人性之美促进生态之美。在英雄主义情结和自然主义理想的双重映现下,作家以小说叙事铺就了一条生态与人性同生共进的双轨,承载美好人性之列车驶向人类未来。

  余一鸣小说人性话语指向的生态关注、原乡情结、“乌托邦”理想并非意在逃避现代文明、否定现代技术,作家始终清醒意识到“家乡只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精神归宿”,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视现实”[14]。余一鸣追求的正是一种福柯生存美学意义上以“自我关怀”“自我反思”“自我塑造”为根本遵循的内化于心的道德意识和恬然自适的人性觉悟,其构筑的小说家园正是人性再出发的艺术起点。

  如果说人性-生态的互文关系和人性家园的执意构建投影出余一鸣人性理想的轮廓,那么小说叙事不时流露的温情主义则凝萃着作家人性理想的内核。《鸟人》主人公胡森林成年后以偷情取证为业,借此弥补童年母亲被捉奸后自杀的心灵创伤,寻求报复的快感。然而,随着叙述的抽丝剥茧,终于揭开久久埋藏于胡森林心底的童年秘密,“一个男人走进门,递给他一只红气球,说,出去玩气球吧。娘也说,乖。出去玩气球吧。他的身后门关上了。几个大人走过来.说谁给你的红气球,真好看。他指了指自家的门.奔腾而去”。换言之,胡森林为母亲和男人的偷情提供了场所,又为众人的捉奸指明了道路,此时小说的叙事伦理鲜明指向一个人性谜题,即胡森林间接推动了酿成母亲死亡悲剧的进程。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结还须心事解。当胡森林得知年幼的豆豆将因取证而丧失完整的家庭后,前者果断放弃此次行动。他甘愿继续扮作“鸟人”,取下枝头的白色气球归还豆豆,藉此开解内心阴暗死扣以完成人性的救赎与道德的修缮。

  纵览余一鸣的五十余篇题材不一、风格各异的作品,我们发现作家不论是写家庭矛盾还是校园纷争,官场沉浮还是商海翻腾,进城拼搏还是返乡溃退,其采取的都是正面强攻的姿态。面对复杂的现实图景和多态的生活状貌,余一鸣不轻言退缩、不投机取巧,以人性之砥磨砺叙述之刃,精准剖析生活表象,条分缕析地剥离出社会转型期以利益至上为核心的资本逻辑和以永不满足为本质的欲望逻辑。至此余一鸣并未止步歇停,而是继续开掘社会广度之下的审美深度。作家所要揭示的正是人心黑洞的深不见底和伦理秩序的濒临崩溃;作家所要追问的正是资本逻辑、欲望逻辑背后更加本源的人性逻辑。诚如作家本人所言,“揭露正是为了挽救,愤怒是因为抱有希望”[15]。余一鸣以文学审美勾勒出自己的人性理想,尽管这一理想时常流露出一种“类乌托邦”式的云上家园的特质,尽管作家本人并不“寄希望能一下子众生成佛”,但他始终坚信“唤醒美好品质是社会向上的动力”[16]。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人性理想的达成与未达成之间,余一鸣以勤恳的创作姿态和杰出的创作实绩搭建着极富张力的人性空间,彰显出新世纪小说人性书写的纵深感和新向度。

  注释

  [1]何平、余一鸣:《活在小说世界不止是醉生梦死》,《芙蓉》2016年第4期。

  [2]洪治纲:《人性欲望的锐舞派对》,《文艺报》2010年4月21日。

  [3][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4]余一鸣:《每个人都曾经慌慌张张》,《中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3期。

  [5][11][12][16]余一鸣、姜广平:《“我追求与读者的契合和响应”》,《西湖》2015年第1期。

  [6][7][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方红、郭本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19页。

  [8]何同彬、余一鸣:《对话:文学与现实》,《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

  [9]张光芒:《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1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6页。

  [13]周根红:《资本的逻辑与时代的疼痛——余一鸣小说论》,《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4期。

  [14]王杰、罗倩:《“描写乡村不能停留在古老的风俗习惯,要引进现代元素”——访著名作家余一鸣》,《贵州民族报》2017年5月19日。

  [15]余一鸣:《我的小说作为小说》,《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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